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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品牌丨中国智库如何更有影响力
时间:2023年03月27日 来源:《中国核能》2023年第一期 作者:范必 点击量: 分享:

编者按: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能智库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交流,2022年10月27日,协会举办了“第二期核能智库沙龙”活动。活动以“核能行业高水平智库建设”为主题,对中国智库如何更有影响力、中国核能行业智库品牌建设状况及展望、企业智库建设经验及问题等开展了深入研讨,为提升核能行业智库影响力,成为有决策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国核能》杂志选编刊发6篇交流文章,今日分享《中国智库如何更有影响力》,以飨读者。


《中国智库如何更有影响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 范必


202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榜上有名的智库有11175家,美国以2203家居第一位,我国以1413家居第二位,印度以612家居第三位。

2009年3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当时的新闻稿标题为“瞄准世界一流智库”,随后又连续组织召开两届全球智库峰会,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大增。国内多研究机构将自己称为智库,在很短时间内我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智库大国,这固然令人兴奋,但其功能和水平是否达到世界一流还有待观察。

中国智库成果的适用性不够理想

智库与一般学术研究机构、咨询公司的不同在于,它是对制定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深入了解我国的决策流程和背景便会清楚,大部分在宾大榜上有名的智库,实际上是原来的研究院所、企事业单位,一般隶属于某一级党政机关或国有大型企业。他们很难抛开隶属关系进行独立研究,在很多上级机关眼里,它们主要是诠释政策,还不是提供决策备选方案的智囊,更不要说成为决策者不可或缺的参谋助手了。

近年来国内也涌现出一批民间智库,通过大量组织研讨会、发包课题,在社会上形成一定影响。这些民间智库大都缺少专职研究团队,很大程度上依赖已成名的外部专家和成熟的研究力量开展研究,研究方向、研究成果与传统研究院所同质化现象突出,能纳入决策者视野的民间智库还是凤毛麟角。相比之下,各级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和机关内设的政策研究室,则有机会参与政策文件的研究起草,其决策影响力远远大于国外榜上有名的智库。

在智库从事研究的专家们无不听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这类智库的传奇故事。我国智库远未达到他们的影响力。尽管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排在首位的无疑是研究成果的质量还不够理想。

中国智库要提供独立专业的解决方案

智库开展研究一定要熟悉政策制定的流程。国家每出台一项经济政策大都要分阶段、分层级推进。从最初动议,到提出框架,形成初步方案,再经过协调、反复、博弈、逐级上报,最终形成政策性文件,往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每一个环节对智力支持的需求不同,对研究报告的要求也不同。目前,大量智库研究报告的服务对象似乎不够明晰,无论是提供给各级领导、决策机关,还是专业人士、普通公众,大都是一个面孔。智库研究要取得实效,研究者务必全面掌握政策制定的流程,对每一个决策步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如果研究者掌握的信息少于相关领导和决策机关,政策建议就提不到点上,也就很难为决策者所采纳。

智库应当开展更为专业务实的研究。纵观每年各类智库发布的研究报告,虽不乏精品,但总体感觉越是知名的智库,越是研究宏观问题多,研究微观机制少;研究战略多,研究战术少;重复研究多,独特视角少。在经济领域,像宏观调控、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城镇化建设等,这些宏大的命题经常出现在报告标题中。智库研究报告大而全小而全、泛泛而谈的现象仍很普遍。研究者即便有一些真知灼见,也往往湮没在冗长的文字中,无法引起读者的注意,决策者很难据此作出重大决策。

智库研究最关键的还是要为制定政策提供可操作的方案。很多智库研究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阐述研究的重大意义、对比国内外差距等都很到位,可一旦涉及政策建议却往往令人失望。比如,经常看到有的智库报告提出,某项技术前景远大,我国再不迎头赶上就会痛失机遇,最后建议国家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支持。如果是技术专家,讲到这里已经可以了,但如果作为智库研究则远远不够。为了让决策者明确政策施力的方向,智库研究应明确指出,财政支持是用什么钱支持?中央财政支持科技研究有多个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行业主管部门的扶持对象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管理办法不同,地方亦然。智库研究报告必须证明需要支持的技术适用于哪一块资金。再有就是税收支持,国家税法对每一项税收优惠政策都有专门规定。提出税收支持就要证明,在哪个环节优惠,符合税法的哪一条。因此,提出对一项技术的支持建议,研究者至少要对科技政策、财税政策有相当全面的了解,这样提出的方案才能有的放矢。

此外,很多智库研究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有的不严格区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动辄提出设立监管机构、增加审批事项;有的不顾财力可能,提出不符合实际的财政支持建议;有的偏重论证所提建议的重要性,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政策效果缺少预估。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影响了智库研究报告的可操作性。

智库作为辅助决策的机构,也是社会公器。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不同,智库所提观点事关公共利益,被采纳后很可能出现“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后果,务必慎之又慎。在研究公共政策时,需要秉承独立、专业、可操作、富有建设性的原则,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保障。所提意见务必独立思考、科学研判,切不可靠揣摩上意得出结论,也不宜把个别领导的一时好恶作为评价成果的标准。这样的研究成果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核能智库需构建核能研究共同体

核能政策是我国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能源代际关系看,发达国家的能源发展经历了从薪柴时代到煤炭时代、再到油气时代的演进。其趋势是从低密度能源走向高密度能源、高碳能源走向低碳能源直至零碳能源。我国的能源结构目前还处在煤炭时代,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经过油气时代、跨入核能时代,还是越过油气时代、进入新能源时代,各方面还有不同看法。但是从能源代际更替的一般规律上讲,核能符合高密度、零碳排放的特征,应该是未来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最终方案。

为了使决策机关和全社会在能源发展前景上达成新的共识,核能智库承担着重要责任。当前,能源研究机构的特点是,研究人员专业分得比较细,煤、水、电、油、气、核,研究得越深对自己的专业越熟悉,对其它专业关注度越低。

核能智库要在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要完善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尽管核能是能源中技术含量最高的行业,但核能研究员们也应当多了解其他能源领域的情况,对不同能源形式进行客观比较。把核能放到我国乃至世界能源发展的大格局、大趋势中去考虑,而不是就核能论核能。其次,提高研究人员公共政策研究的能力,如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发展规划、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等等。了解各种政策的决策程序、运作规律,可以适时将核能政策纳入到这些政策体系中。三是构建核能研究共同体。我国核能行业几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虽然在核能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很多具体问题上观点不尽相同,但对核能在能源发展中的前景地位是有共识的。因此,核能智库应当是一个共同体,有必要在宣传核能优势、提高全民共识、争取政策支持方面形成合力。 


(本文刊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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