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事故明显加剧公众对我国核能的负面认知和恐惧，放大涉核项目的邻避效应，导致了“望江”、“江门”、“连云港”等一系列涉核重大邻避事件的发生。这些涉核邻避事件以及形成的连锁反应和负面影响，强化了涉核项目的“污名化”，严重透支政府公信力和涉核行业的信誉，阻碍了我国核能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面临这些挑战，政府有关部门和涉核单位积极应对，结合国情和涉核项目特点，探索以政府主导的公众沟通工作的机制和模式，经过不断实践和总结，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涉核公众沟通之路，保障了涉核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在双碳目标新形势下，核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核电建设将迎来新的机遇期。由此，涉核公众沟通将成为保障我国核能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

涉核公众沟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说不清”的核安全和风险的难题，也有相关方利益方的博弈，还有政治、政策和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受个人的认知和谈“核”色变、闻“核”即反的非理性态度的局限。纵观世界核能发展史，公众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虽然涉核公众沟通形势和所处的环境较前几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我国即将进入积极安全有序规模发展核能的阶段，要做好公众沟通工作，让公众理性认知、支持核能仍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下面就目前涉核公众沟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谈谈一些思考。

1.公众沟通的基础是赢得公众的信任

涉核公众沟通工作的对象既包括一般含义的公众，也包括各级领导，在我国社会治理结构下，对领导沟通，具有更多的含义和意义。沟通的基础是信任，是全社会对核能行业的信任。赢得信任是长期的、具体的，需要无数次验证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有能力信守承诺。信任难建易失，回顾核能发展历史，每一次核事故把公众对核能的信任几乎消失殆尽，三大核事故的阴霾挥之不去，核能行业出现任何事件或事故，公众极为敏感和担忧，无形中也削弱了公众对核能的信任。福岛核事故对我国核电发展和公众的影响是深远的，事故后，新核电项目建设大幅减少，暂停的内陆核电项目至今尚未重启。我们也看到，领导和公众高度关注核电运行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发生的事件，针对出现的个别事件中违规违法的行为，不仅受到社会的质疑，也影响领导和公众对核能行业的信任。从处理这些事件的态度和做出决策的过程来看，国家极为重视安全，对核能行业更是提出了极高的信任要求。为此，做好公众沟通工作的前提是如何赢得领导和公众对核能行业的信任。

赢得公众的信任是全行业人员共同完成的任务，它要求每个人都要肩负责任，践行使命。一是要确保我国核能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不发生不可接受的事故，确保核安全，这是赢得公众的信任起码要求，也是我国核能可持续发展的底线。二是整个核能产业链应遵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以严慎细实的作风，切实落实质量保证有效性，确保服务和产品高质量。三是在与各级领导和公众沟通过程中，尤其是发生问题或事件时，必须以透明、开放态度，客观准确及时通报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回应关切，零容忍以任何理由隐瞒、谎报，甚至做假行为。四是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于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切实落实核安全文化要求，坚守底线，保守决策，杜绝乱承诺、好大喜功、胡夸不实作风。核能行业从业者要按照“少说多做”的要求，以核工业人务实的态度和作风，创造安全佳绩，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使各级领导和公众对于核能行业树立信心。

2.地方政府领导的认识和态度是关键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涉核项目公众沟通，解决了核能企业开展公众沟通工作的着力点和依托问题。地方政府依靠社会管理体系，治理经验和资源，可解决公众沟通中出现的各种难题，在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基础上，推动涉核项目落地。因此，地方政府（市、县）主要领导对核的认识和态度是公众沟通的关键。

近年来，在国内核能前期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领导对新核能项目建设认识不到位，不积极，不支持的现象。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对核认知出现偏差，对安全的过分担忧和因公众反对可能引起社会稳定事件的顾虑；有的担心核能项目的建设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旅游、水产种植、房地产、经济开发区等）；有的考虑本区已有核能设施对当地经济贡献不大，还要承担额外的应急和维稳的负担等。总的来说，是认识和利益问题。因而，对地方官员的沟通工作是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

要从国家法律地位，解决核能的定位和发展问题。应尽快颁布原子能法，赋予我国发展核能的正当性，为我国核能政策制定、实施，核损害赔偿提供法律的支撑，增强全社会对核能发展的信心。

要系统性开展长效的核科普活动来解决核能认知问题。通过核科普进当地党校，系统介绍发展核能的国家战略价值，科学理性认识核安全，以及融合发展成功案例，让地方政府官员认识核能的作用以及为当地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正积极编制系列党校科普教材，今年将启动进核科普党校活动。   

涉核政府管理部门应定期组织召开面向地方政府官员的核科普讲座，研讨会或交流大会，以科学普及核知识、核文化为基础，从更高站位、更宽视野， 积极宣传核能“大国重器”的国家战略意义，树立国家发展核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消除当地官员的“恐核”、“惧核”心理。

涉核项目建设单位应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强当地政府官员与核能或能源行业专家、院士以及在运核电厂所在地政府的交流机会，打消政府官员的疑虑；建设单位还应主动对接地区发展规划，推进企地融合发展，带动地方产业升级、经济提升，给当地公众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公众沟通相关法规亟待发布和修编

国家相关部门涉核公众沟通相关指南在开展相关领域公众沟通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原环保部发布了《核与辐射安全公众沟通方案》《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指南》《核技术应用项目公众沟通工作指南》，其他核设施包括：小堆、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以及放废处置设施还未制定发布，亟待相关政府部门组织编制，陆续出台。 

小型核堆以其安全性高、灵活性强、电力和非电力应用场景多样化等优势，可满足多种用户需求，将拓展核能作为清洁能源的应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低碳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年来，各相关涉核集团积极开展模块化小型的研发工作，中核的“玲龙一号”今年在海南昌江正式开工建设，其他供热小堆在贵州、吉林积极开展前期准备工作，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公众问题以及如何开展小堆的公众沟通工作，急需政策文件指导。

2016年4月，原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在辽宁徐大堡核电项目和广东陆丰核电项目开展公众沟通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经反复研讨和多方征求意见，颁布《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构建了“中央督导、政府主导、企业作为、社会参与”的公众沟通工作机制，形成了“公共宣传、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舆情应对”四位一体的公众沟通工作模式，有效地促进我国核电公众沟通工作的开展。

随着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全面实施，核电集团和项目建设单位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国家涉核法规标准体系不断完善，新颁布的涉核项目公众参与要求与《指南》也有不同之处，为保持相关法规要求之间的自洽，反馈取得的良好经验，需要对《指南》进行升版以便更有效地指导开展核电项目的公众沟通工作。

4.涉核公众沟通相关标准制定需考虑适用性

我国核电公众沟通工作依据〈指南〉要求，结合当地的社会文化特色，创新了许多效果明显的方式方法，取得良好的成效。一些集团梳理这些经验的同时，编制标准化的流程在集团内推广，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也总结了各集团开展核电各自公众沟通经验，编制了核电工作沟通手册，以期为新核电项目开展公众沟通工作提供参考或借鉴。但仍须看到：公众沟通的方法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沟通的效果随着社会、文化的环境变化而变化，随着不同的沟通者而不同。因此，互相交流和借鉴是提高沟通效率和水平的最好方法，同行评估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在涉核公众沟通中，由于沟通的对象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沟通主题又极为敏感，沟通人员和团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支能打硬仗，不怕困难，勇于创新、善学习、勤钻研的队伍是任何冷冰冰的标准不可衡量的，也是沟通工作的根本保证。如制订涉核公众沟通相关的强制性标准，其内容与实际工作的内涵可能有较大的差距，对实际公众沟通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5.涉核公众沟通研究仍有待提高

近年来，涉核公众沟通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的人员也不断增加，除核领域从事一线公众沟通的专家人员、研究设计院所外，一些高校的研究人员也加入其中。研究成果丰富，既有分析总结涉核公众沟通良好实践和做法、沟通的心得和体会，也有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应用的尝试，还有公众沟通体系和方法研究。这些研究对指导我国涉核公众沟通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公众沟通水平的提高。但总的来说，研究还有许多提高的空间。一是涉核公众沟通理论研究和数据验证不足，理论原创性较差，即使有新的概念和新模型，也没有试验数据验证，有的理论无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二是许多成果是基于实践的总结而来，没有理论基础，例如，涉核公众沟通模式的理论基础 以及如何从理论上来解释开展的涉核邻避防范化解方法等；三是如何科学理性认识安全，以及如何让核风险和知识能让公众听得懂并能接受是行业最大的痛点，虽然近年来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但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四是公众对核的认知和接受度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定期的民调做的较少，资金支持不足，公众沟通的基础性工作还很薄弱。

在我国即将进入核能高质量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时期之际，做好涉核公众沟通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虽然涉核公众沟通的形势和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仍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扰，需要核能行业全体人员共同努力，共同推进核能公众沟通工作，使我国核能在实现双碳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核能行业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