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27日，一封寄往纽约的留美学生通讯社的公开信，在当时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便是由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众帅之帅”的朱光亚组织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

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

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今天，是朱光亚逝世11周年。“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这是“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给朱光亚的颁奖词。

他心里想的是未来

在“两弹一星”元勋榜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朱光亚。20世纪50年代末，他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后，参与领导了我国全部45次核试验。张爱萍将军说，“朱光亚同志是我在核工业战线上的第一位老师”；李觉说，他是“杰出的科技帅才”；王淦昌病危之际还在说“朱光亚真了不起”。他是李政道的挚友，是钱学森“身后的人”，也是北大原校长陈佳洱最敬重的英雄恩师。

与他接触过的人，认为他有学者之气、儒将之风，是“众帅之帅”，可他自己却以“事业是大家的”为由，几乎不谈自己。

他为人低调，一直远离媒体。即使在“两弹一星”元勋的行列中，他也是解密最晚的。

朱光亚在原子能院指导工作

朱光亚退休后，家人和朋友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听了，只是笑笑。他的长子朱明远回忆道：他永远保持一颗科学家的心，从不回忆过去。他总说，过去做过的事情总留有种种遗憾，如果有机会从头再做一次，一定会做得更好。他心里想的是未来，是那些充满未知、挑战和希望的，还没做成的事。

三进三出北大追逐“原子梦”

朱光亚总说，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他的经历可以用“三进三出北大”来概括，每一次的“出”，都和核武器有关。

第一次是进西南联大学习物理，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为了科学救国，朱光亚被国民政府选派，离开西南联大（北大）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1950年回国后，又回到北大物理系任教。

1952年第二次离开北大，朱光亚赴朝鲜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一个任务是担任代表团秘书处翻译，另一个任务是作为观察员考察美国是否在朝鲜使用了原子弹；1955年5月回到北京，筹建北大物理研究室，任务是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后来研究室更名为“技术物理系”。1957年2月，朱光亚再次离开北大，出任原子能研究所（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子物理室副主任。

83岁的朱光亚重回原子能院

朱光亚这“三进三出”，既是中国人实现“原子梦”的历程，也饱含了他对祖国的赤忱之情，和对科学事业的坚韧和执着。

“想要捆住我们的手脚，这办不到！”

1959年朱光亚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时，核武器的研制还是一片空白，最困难的是刚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技术人员专业知识不足，不少人从未见过铀是什么样子。

60年代王淦昌与聂荣臻（中）朱光亚（右）在核试验基地

当时的核武器研究院，朱光亚说既像工厂、又像学校，是个有些奇特的研究机构，当时各个实验室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激发状态。当时讨论工作的氛围是，无论是权威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写划划，学术气氛非常宽松、民主，是真正的“群言堂”。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期，美、苏、英签订了《部分禁试条约》，这一条约签署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获得核武器，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

朱光亚在调研后写出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还说“我们绝对不能上他们的当。我们不仅能试，反而还要抓紧时机，时不我待”。他和科技人员开座谈会时，大家都说：“想要捆住我们的手脚，这办不到！”这件事增强了他们攻克地下核试验技术难关，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的信心和决心。

“清苦一点不好吗”

很长一段时间，朱光亚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然而，他的心中依然明白，研究核武是无奈之举。当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诗中写到：“像蘑菇一样的原子弹很可爱。”时，他非常生气，批评儿子：“原子弹是很恐怖的武器！”“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

关于战争的武器，永远都不能过分美化。

面对荣誉，他依旧清醒，只希望全人类，都能保持清醒。

多年来，朱光亚对子女的教诲就是“清苦一点不好吗”，他的子女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慕奢华、耐住清贫，是父亲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胜过世间任何有形的资产。

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颁奖头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要把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他还反复叮嘱不要宣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中国工程院也没人知道这件事，外界更是无人知晓。

2004年12月，国际编号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朱光亚望着群星闪耀的天空，淡淡地叹息，他说自己不敢当。

而他一辈子，做成的就是一件事——中国核武器。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朱光亚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于敏、朱光亚、陈能宽、钱学森……因为这些闪耀的名字，我们迎来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